于来自北方的八旗兵，不论人、马，都尤具威慑，李定国两蹶名王，也有这班土兵的一份功劳！”

　　“这‘八管齐下’，不到两年，全滇便面目一新，乙丑——即顺治六年——元宵之时，昆明大放花灯，四门唱戏，大酺三日，金吾不禁，百姓男女入城观玩者如赴市集然！——明季以来，多年不见的太平盛世景象，居然在西南一隅之地出现了！”

　　*

　　关卓凡指画口述，侃侃而谈，口吻虽然还是一个“议论”的口吻，但和之前的史可法、阎应元不同，关于孙可望的这一大段，赵景贤几乎没有插什么嘴，关卓凡似乎也没有请他插嘴的意思——事实上，赵景贤就算想插嘴，也会有无从置喙之感。

　　顺治初年清、明对峙、彼此攻伐的那一段历史，迄于今日，整体上来说，仍旧是模糊的、混乱的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忌讳，大西余部进入云南之后，做了些什么，对之后的大局，发生了什么影响，实话实说，赵景贤并没有一个很明晰的概念，非但如此，辅政王提及的不少史实，他根本就不晓得——

　　譬如，“履亩科租”官民如何分成？管理盐课的官员是何头衔？孙可望如何练兵？如何养兵？何时小操？何时大操？兵丁日支米多少？家口月支米多少？儿女支米多少？马分几等？各支料多少？“杂造局”以旧易新的期限又是几日？

　　等等，等等。

　　赵景贤自问还算“渊博”，我既不晓得，晓得的人，也就不会太多了吧？

　　辅政王呢？如数家珍！

　　因此，可想而知——

　　对于大西余部入滇至出滇的这一段史实，辅政王自个儿，不晓得下了多大的功夫！

　　而且，辅政王之着力，不止于史实，更是以史实为根基，条分缕析，高屋建瓴，终于言前人之未能言、言时人之不能言。

　　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——“佩服”！

　　哦，不对，是两个字。

　　不过，赵景贤晓得，辅政王是一个从不做无益、无补之举的人，眼下这种时候，也未必有多少闲心同自己讨论学问，那么，他说这么一大篇儿，目的何在呢？

　　当然不是为了给孙可望“平反”——孙可望投降本朝，大节有亏，再有经天纬地之才，这个“反”，也是不好“平”的。

　　更何况，现在外敌当前，辅政王本人也好，朝廷也好，绝不可能去公开表彰一个屈身事敌的“贰臣”。

　　辅政王自己也说了，“出于我口，入于你耳”——莫说表彰了，就是辅政王的“明季人物，我最佩服的，是孙可望”之说，也不能够叫第三人知晓。

　　但辅政王却说给了自己听。

　　一念及此，赵景贤心中，既大为感动，又不由凛凛然的。

　　他沉吟半响，终于说话了：

　　“俗话说，‘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’，以前，总觉得，这不过就是一句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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